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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大學教授鄭佳明《中國青年報》(2015年01月12日02版)
  郭世佑先生的新作《歷史的誤讀》(三聯書店出版)擺在面前。我以為其價值在於給人新的歷史知識的同時,還給人以新的思想,新的價值觀,新的治史態度與新的思考方法。
  最有思想快意的是作者觀念的新穎和論點的突破。他在《求真與當真》一文中說,“我曾冒昧地提出,中國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論的突破。所謂理論的突破,意即對某些未經確證卻已先入為主的歷史觀、理論框架與相關定論,以及支撐有關定論的思維定式與方法的突破。”
  這本書記錄了作者20年來在近代史領域辛勤耕耘的艱難歷程和豐碩成果。一些觀點在當時曾被當作異端,現已被史學界接受,成為我們時代所共享的“常識”,一些思想在當時是驚世駭俗,此後史學界仍在討論,今天讀起來,卻還能感覺振聾發聵的力量。
  《歷史的誤讀》對理論和歷史觀的突破意義重大。郭世佑說,“對於歷史專業的本科生與研究生來說,近代史學科乃至整個歷史學能給他們提供什麼樣的思維方法,遠比歷史知識的積累重要得多。”我很贊同郭先生的觀點,不僅僅對學生,對成年人和整個社會也是一樣。
  近代史理論的突破從哪裡出發?這一點郭先生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就是從史料開始,從事實出發,實事求是,走實證之路。他的史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歷史事件與人物本身的史料;二是當時歷史條件的史料。一般學者都會註意到第一點。郭先生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更註重歷史條件,註重全面地聯繫地辯證地把握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亞里士多德說,“歷史不能只記載一個行動,而必須記載一個時期和這個時期所發生的涉及一個人或更多人的一切事件——不論有些事件之間的聯繫有多不連貫。”
  今日之中國面臨著偉大的使命,複雜的局面,艱巨的徵程,如何“凝聚人心,攻堅克難”?真實的歷史、真誠的對話是形成共識的基礎,形成中國精神的基礎,形成中國軟實力的基礎。中國古代哲學把“誠”作為客觀的“天道”來看。《禮記·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是世界的客觀規律,為中國文化之大道。誠之道,民鮮久矣!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的誤讀》就是想讓中國從真實的歷史走向真誠的現實,讓真誠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品質,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追求。  (原標題:讓中國進入真誠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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